受害者英文

原标题：秋，中国第一本英文版《慰安妇》的作者；

纪念被摧毁的生活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受害者英文者李华

邱(左)在安慰站听谭玉华讲述自己的遭遇。

邱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英文版的《中国慰安妇》一书，译名为《日本帝国的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的证言》。

邱是美国瓦萨尔学院中国与日本研究系主任。她出生在黑龙江，80年代移居美国。2002年，当她指导她的学生做关于韩国和日本慰安妇的毕业论文时，她开始接触这群慰安妇。然而，中国慰安妇在英语世界中缺乏发言权，她们的经历沉重地压在邱的心头。为了让国际上听到他们的声音，邱开始了一段艰难的写作，历时六年才完成。她说，希望这本书能帮助读者超越民族国家的立场，正视战争对人类生命的入侵，加深我们对苦难历史的理解。该书出版后，反响热烈。日本学生下课后来到她的办公室表示感谢。听完她的演讲，观众感谢她记录了这段历史。“我很高兴。”。

丘培培

对于被摧毁的生活

做纪念

广州日报：据你所知，关于慰安妇的英文作品是什么状况？

邱：从1930年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在亚洲俘虏了大量妇女和女童，称她们为慰安妇。日本战败后，关于慰安妇的报道散落在一些回忆录、艺术品、小说、杂志和电影中。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慰安妇口述历史以英文出版，为国际社会了解日本慰安妇制度的本质提供了关键信息。然而，长期以来，时间，关于中国慰安妇的英文出版物明显缺乏。幸存者的英语口语资料大部分来自前日本殖民地和东南亚的受害者。直到2010年，还没有关于中国受害者的英文专著。

广州日报：你什么时候开始在关注？发行慰安妇问题的

邱：我是2002年左右从开始的。当时我大学一个亚洲研究专业的学生做毕业论文，题目是韩日慰安妇索赔运动。我和一位韩国教授担任她的讲师。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关于中国受害者的英文资料非常少。根据我当时接触的中文资料，中国女性是日本慰安妇制度最大的受害者之一，她们的经历反映了日本慰安妇制度最黑暗的一面。

我当时并没有致力于这个研究，因为我的专业是日本文学，不是历史。我觉得肯定有一些相关专业的学者在写这方面的书。然而，四五年过去了，关于中国慰安妇的英文作品还没有出版。几年前读到过的中国女性，都被日军摧残了。我觉得国际社会应该知道他们的悲惨经历。只有记住历史，我们才能防止战争暴行再次发生。

广州日报：你是怎么开始写英文版的中国慰安妇的？

邱：写这样一本书不容易。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慰安妇运动兴起以来，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当时我刚拿到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颁发的研究奖，做古典文学研究，放下项目，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写这本书，花了很多时间，能否出版完全不知道。我身体不好，正在接受治疗。亲戚朋友劝我三思。毕竟这个话题太沉重，他们担心我受不了。

然而，如此大规模和痛苦的生命损失不应也不能忽视；我始终无法忘记受害妇女的悲惨故事，所以我下定决心写这本书，以纪念那些被摧毁的生命。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帮助国际社会了解那段黑暗历史的全貌，并在真正理解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建立战后各国之间的和解与和平。

邱在海南看望幸存者卓。

被引用的慰安妇

广州日报：从书的内容来说，你觉得慰安妇这个词不合适，应该是“性奴”。为什么？

邱：慰安妇这个词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慰安妇是日语中相同词语的直译。显然，“安慰”一词的含义与日本慰安所受害妇女的悲惨遭遇大相径庭，所以这个遮恶词不应该用来指那些受害妇女。

之所以用“慰安妇”这个词，是因为近年来这个词广为人知。在国际讨论、历史研究和法律程序中，它仅指亚太战争期间被日军蹂躏的性奴。所以我在书中把慰安妇这个词放在引号里，作为话题讨论用语。

广州日报：你书里选了12个慰安妇。他们的群体特征是什么？你为什么选择这12个人？

邱：这本书的第二部分，《血泪控诉》，记录了12名日本慰安所幸存者的口述历史。这些收集的口述历史在地区(受害者的家庭和安慰站)、受害者的年龄、拘留方式、受害者的时间，等方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并介绍了战争前后受害者的生活状况。根据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教授苏志良和陈丽菲的中文采访记录，这12名幸存者的口述历史被翻译成英文。我也参考了很多中日研究人员和法律工作者的调查报告。

广州日报：你对他们的口述史做过大量的考证工作吗？

邱：我的同事苏志良和教授也在1998年至2007年间采访了他们。苏教授认为，对于受害者得到确认的幸存者，不应该要求他们重复描述受害者的经历，因为每次幸存者讲述这段经历，就像是又去了地狱。

在编纂幸存者口述历史的过程中，我还查阅了中日调查人员公布的所有相关调查材料、当地历史记录以及上海慰安妇研究中心保存的采访视频。

广州日报：也有观点认为口述史因为记忆问题是主观的。你怎么想呢？

邱：那些试图否认日本帝国的侵略战争罪行的人，往往把记忆的不可靠性视为

由，诋毁原慰安妇证言的真实性。但是中国原慰安妇的受害经历不可否认，因为她们大都是在日军侵占她们家乡时被抓，不仅有地方历史纪录的佐证，还有当地目击者的证明。事实上，本书第二部分记载的12位幸存者最初大都是在当地研究者和志愿者帮助与支持下，站出来讲述她们在慰安所的遭遇的，有事发当地的见证者，经过了多方核实。她们的口述史提供了关于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写作时忍不住落泪

广州日报：你还采访了数名慰安妇，讲述者再揭伤疤，而记录者同样心情复杂，当时你心情是否也非常矛盾？

丘培培：讲述性暴力的受害经历对幸存者来说十分痛苦。如康健律师说：“每一次对受害者的调查都是挖出她们心中几十年的痛。”研究者和志愿者在调查过程中需要提供各方面的支持，譬如选择让幸存者放松的环境，有女性研究者在场随时提供支持等。对幸存者来说，打破沉默需要强大语境的支持，让她们得以发出自己的呼声、找到适当的叙事方式。记录慰安所幸存者的遭遇是非常沉痛的工作。不知道有多少次，我在整理翻译她们的口述史时忍不住落泪，沉痛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广州日报：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你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丘培培：一个很大的挑战是论证日军直接参与了慰安所的设立与操作。由于日军在战争结束时销毁了大量罪证文件，同时日本政府至今仍未完全公开相关的战时文件数据，军事计划、军事行动记录等尚未解禁。亚太战争时期的日本警察文件也未公开，所以调查慰安所的组建和运作机制困难重重。为此我查阅了中日双方大量的战时文献，及战后出版的历史资料，包括日本政府调查数据集中收录的战时日本官方军事文件。

为了尽量客观、全面地记述日军慰安妇制度的设立机制和慰安所实况，我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不仅引用了中国民众和军人的目击证词，也援引了日本军人的相关日记与文书。

战时驻华外国公民的目击者记录、回忆录，也为本书关于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撰写提供了重要细节与多重视点。

广州日报：你对自己的这部作品有什么期待？你最想跟读者传递的是哪些信息和观念？

丘培培：由于我所在的大学教学工作量很大，这本书只能抽业余时间来写，加上我自己病休，亲友病逝等，此书花了六年时间才完成。抚平创伤、走向和解，始于对历史负起责任。我感到如果慰安妇的受害经历不能被如实地写进历史，我们留给后代的战争记忆就是不完整的、不负责任的。

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读者超越民族国家的立场去正视战争对人类生命的侵犯，通过加深我们对那段苦难历史的认知，促进亚洲乃至世界各国间的相互理解与和平。

广州日报：你的学生、听众对你讲述的中国慰安妇的悲惨故事（或对你的书）反馈如何？

丘培培：本书出版后，我曾应邀在加拿大温哥华及美国新泽西、旧金山、洛杉矶等地演讲，也在我校的一些课上给学生讲了慰安妇问题。至今为止听众反响都很好。记得在温哥华讲演过后，两位日裔听众上前感谢我把这段历史记述下来，并希望此书能译成日文出版。在学校也有日裔学生课后到我的办公室表示感谢。我感到很欣慰。

广州日报：最后，你对中国慰安妇这个悲惨的群体最想说的是什么？

丘培培：慰安妇的历史叙事是一份无比沉重的历史遗产。当今世界上残害女性的性暴力依然是武力冲突的常用工具，对女性的剥削奴役仍然在全球普遍发生。在我们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人道的世界而努力的过程中，慰安妇遗留给我们的历史叙事，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希望，随着更多原慰安妇的个人回忆录溶入人类共有的历史记忆，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将继续教育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激励我们不断地努力，去防止反人类罪行的发生。

《日本帝国的性奴隶：

中国“慰安妇”的证言》

简介

正文含三部分。第一部分“战争记忆”概述日本侵华战争与慰安妇制度的紧密联系，揭示了日军大规模暴力强征中国女性充当慰安妇的事实，日军慰安所实况，及慰安妇制度下骇人听闻的性犯罪。第二部分“血泪控诉”记载了十二位日军慰安所幸存者的口述史。第三部分“追索正义”中主要探讨二战后国际战犯审判对日军性犯罪未加深究的原因，并对慰安妇受害群体的生活状况及近二十年来慰安妇索赔运动在中国的展开进行综述分析。